严辉文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目前至少有138个县希望撤县设市。尽管未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正面回应，但像陕北明星县神木等地“撤县改市”的计划已规划了很久。有迹象表明，在城镇化如火如荼之际，冻结了16年的“县改市”热潮有卷土重来之势。

“县改市”令人们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的风光，彼时在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县改市”风起云涌，在井喷期的1994年~1996年，全国共有95个县改市和1个新设县级市。相信时隔十数年后的重启，不全是追求一种改名的时尚，而更多的是城市化发展的驱动。诚然，县改市（区）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背后意味着与发展同步的改革成就，大而言之，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但是对于县改市成为热潮，成为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趋势，尚须冷静对待。

在某种思维定势中，县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这似乎意味着，将来城市化都达到一定程度了，县的历史使命也就应该结束了。

这种看法，或许有失偏颇。从我国的历史看，县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历来十分重要。周代县大于郡，秦以后县属于郡。如今其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是省以下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在我国的三级管理体制中，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备中流砥柱的性质。从一些城市化水平极高的发达国家看，县仍然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行政单位。日本行政区划中的县级别相当于中国的省就不说了，美国则在州以下仍大多设立县这一的区划单位。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州使用县，只有少数地方使用市镇。由此观之，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对县的急切抛弃。

实际上，不论怎么城市化，传统的县与真正的市总是有所区别的。在地理分布上，作为一个成熟的市，一般街区较为集中，而传统的县，即便城市化了以后，城镇仍呈分散状态，就是改称市后，也更像是硬性捏合起来的乡镇；中间是大片的农村——无农不稳，再怎么城市化，现代化了的农村也是有存在价值的。正因如此，在许多国家，市更多的是一个经济体，一个城市建设单元，作为行政单位是可大可小的，可以是国际化大都市，也可以是小市镇，这正好表明县与市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并不存在一窝蜂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急不可耐的“名词替代”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浮躁病，其弊有三：一是求新。比如县改市（区）。与其说是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不如说是求新求级别的需要。二是求大。比如学院改大学。凡是学院都梦寐以求地想换上大学的牌匾，等到如愿以偿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真正名副其实的麻省理工学院却因叫学院而显得更有历史感更上档次。三是求全。比如此轮机构改革，有地方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诸部门合并，其全称居然就叫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有这个必要吗？这些不都是文化工作么，叫文化局不就结了？如果名称应该包括所有职责，那么世界上许多事物的名称都将无比复杂了。比如一家综合性的“XX日报”吧，是不是也要改名为“XX时政科教文化娱体评论日报”呢？

轻佻的改名，不仅“正名”不成，而且可能像曾经的“小姐”这个称呼一样，只能加剧对名词不正常的过度消费。长此以往，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