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辉文

古老书院能为武汉“读书之城”增色

严辉文

众所周知，武汉科研单位众多，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之一，高校毕业生人数全国第一，这是科技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的证明。其实，历史上，武汉也是古老书院最多的地方之一，这同样也是武汉的城市之根、文脉之源。

武汉是个古老的“读书之城”

书院史是我国文明史上的重要一页。作为古代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为中国教育、文化、学术、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儒学的传播、地域风俗的培育以及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都作出了诸多贡献。书院史既是文明史、教育史的见证，又是读书史的写照。

武汉作为一大书院重镇，历史地位不可忽视。众多著名的武汉书院像一颗颗文化宝石一样，镶嵌在几千年的武汉城市文明史上，镶嵌在武汉由沧桑巨变的大地上。

问津书院是目前武汉市保存得最完好的古代书院之一。问津书院位于新洲区东部大别山脚下，传说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地方。汉淮南王刘安因建孔子庙，其后演变为问津书院。历史记载，唐代杜牧，宋代孟珙、朱熹，元代龙仁夫，明代王阳明等硕学鸿儒都曾讲学布道于其间。自宋以后，问津书院名气愈来愈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知书明理的士人，而且用儒学文明滋养了武汉以至鄂东的一方水土。这座沧桑的千年书院，源远流长，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堪称楚文化的瑰宝。

武汉比较有名的书院还有：江汉书院，这是系明代提学葛寅亮主持创办，以江、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的书院。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建的汉阳府所属书院——晴川书院。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所设的经心书院，晚清两大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均曾苦心经营之。值得一提的是两湖书院，这是张之洞督鄂后，对湖北教育和书院建设的重大贡献。清道光年间由咸宁商人会馆淦川公所改扩建的钟台书院。此外，黄陂区也有两大书院：二程书院、甘露书院。为纪念程颢、程颐，明景泰年间在鲁台山脚下修建“二程祠”，祠内设二程书院。甘露书院为敬仰二程的明代武臬、武滨兄弟所建，书院得名于黄陂城东之甘露山，亦是儒学传播重地。

纵观这些书院，不论是官方动议还是民间兴建，不论是根据历史传说还是为了纪念儒学思想家，不论是偏居一隅还是广招湖湘人才，都严格遵守古代书院的规制，庙宇、殿阁、院落、房舍、碑刻蔚为壮观，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记忆。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成为了古代士人读书的重要载体。以问津书院为例，清朝康熙年间，湖广提学使蒋永修在“书院碑序”中称“惟楚有才，雄长天下，独黄为冠”，对问津书院在培养经世致用之读书人方面的成就不乏溢美之词。特别是明清时期，“问津书院”堪称当时应试科举的人才库。在他们的时代，这些士子为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起到过中流砥柱的作用，甚至于在今天“惟楚有才”仍然光芒四射。

在对“读书之城”的贡献方面不得不提的还有两湖书院。正是这所书院，实现了从古士人读书向现代读书的转型。1903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不久又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两湖书院向近代的学堂和现代大学的转型脉络十分清晰，也阐释着古代书院对于“读书之城”的莫大贡献。

以传统助力现代“读书之城”

武汉“读书之城”的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最爱读书的城市之一，这是由市民阅读率、常住人口人均购书支出、人均图书馆藏书册数等指标来标记的读书指标。要形成全民阅读的氛围除了相应的软硬件设施建设之外，从武汉古代书院寻找读书灵感，武汉也有着先天的优势。

我以为，古代书院助力武汉“读书之城”建设，眼下至少可以做以下三件事。

一是编纂《武汉书院史》。对武汉古代书院进行一次历史性的盘点，爬梳钩沉，还原古老“读书之城”历史，这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既可以正确定位武汉书院的历史地位，而且本身也可以成为“读书之城”的历史特色读物。

二是保护和利用好古老书院。以我所在的新洲区为例，近年来问津书院的保护和利用呼声日高，问津书院的修缮复原、保护利用也正在提上议事日程。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尽量保留历史密码，“原汁原味”地再现问津书院整体风貌，正在成为可能。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样一个问津文化园区的存在，对于武汉的儒学传播、国学研究、教育事业发展以及“读书之城”的建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三是构建“读书之城”的地方品牌。问津千古事，环辙至今情。孔子问津的传说，回响着中国历代读书人追求真理的历史跫音，是一代又一代人格物致知以读书改变世界的力量之源。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此把“问津讲坛”做成一个可以与“百家讲坛”媲美的地方读书品牌。此外，清代中兴名臣张之洞的实务之学，宋代二程兄弟的风华绝代，都应该是武汉“读书之城”建设中重要的品牌资源。

——此文为约稿，见刊于2013第7期《武汉宣传》